“天皇”、“日本”名号，自古以来就有吗？

提到日本天皇，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想起“万世一系”的表述，公元前660年即位的神武天皇被视为第一代天皇，2019年登基的德仁天皇即日本第126代天皇。对很多日本人来说，天皇即是国家的象征，天然地存在于社会与文化之中。

然而，如果我们跟随着日本历史学家网野善彦的笔触，重新看日本的天皇制度，会发现天皇称号的形成，严格来说，应该是比较晚的事了，大约在七世纪中后期，相当于中国的唐太宗到武则天时期。甚至“日本”这个国号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，它也与“天皇”称号的形成密切相关。

在书中，网野善彦甚至提醒读者，有朝一日，日本社会也许将不再需要天皇，那么到那时，日本民众也需要重新思考，是否应该沿用“日本”这个国号。网野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胆的假设，“天皇”“日本”名号又是如何诞生的呢？

(资料图片)

《重新解读日本历史》

[日]网野善彦 著；柳一菲 译

“天皇”称号

其他国家的人或许或多或少会觉得，日本社会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。例如，虽然日本已经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但它依旧保留着甚至可以被视为原始宗教的敬神仪式。此外，天皇自7 世纪下半叶以来持续存在了一千三百年，而如今的日本人也很自然地将天皇视为象征。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心态，世人褒贬不一。

如何从日本人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？我接下来将要谈论的问题便与此相关。

首先，日本社会中出现的天皇称号，自然与日本列岛上国家的建立密不可分。同为古代建立的早期国家，日本的早期国家的确与其他民族的早期国家具有可比性。但我们也不能忘记，日本的早期国家是在许多历史和地理的偶然中诞生的，因此有着自己的固有特性。

5、6 世纪的日本列岛社会呈现出这样一番图景：以畿内为中心的各首长的势力日益增强。这些首长与北九州等地方上的首长相互对立，并逐渐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至列岛的东西两部。从古坟的状况就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日本社会总体上是“未开化的”，而且受到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和巫术力量的强烈影响。

畿内的各首长中，有日后发展成天皇的“大王”。但此时还存在与之相抗衡的势力，因此大王无法单凭制定严格的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地位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列岛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通过朝鲜半岛和海域交流，接受来自中国的多方面影响。而此时的中国以其历史悠久的文明为后盾，建立起了具备牢固体制的隋唐帝国。在这一动向的强烈刺激下，朝鲜半岛也开始建立正式国家。在这一紧张的环境中，日本列岛的社会还保持着平静。以畿内各首长为中心的日本社会自发地积极吸收来自中国的稳固、合理且文明的律令制度。

一个带有浓厚未开化色彩的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接受了文明制度，这在全人类的历史中都很常见。对于身为列岛的日本来说，大海有时能成为灵活的交通手段，但有时也会成为障碍。日本以海为媒介，在一定程度上自主接受了建立在儒家基础上的制度，也接受了世界性宗教之一——佛教。这对日后的日本列岛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“天皇”这一称号也成形于这一早期国家的建立过程中。此前的研究认为，天皇的称号形成于推古朝以后。但最近的研究表明，稳定使用天皇称号，并将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，还要等到天武（被视为第40代天皇）、持统（被视为第41代天皇）朝——也就是制定“净御原律令”的时候。严格来说，应该是持统朝以后的事了。如今的古代史研究者一般赞同此说。

持统天皇（645年-703），日本第41代天皇

因此，如果从尊重史实的角度看，雄略天皇和崇峻天皇自不必说，就连天智天皇也不算“天皇”。考虑到教科书等各处都随意以神武天皇作为计算天皇代数的起始点，或是江户时代以来就存在过许多种关于天皇代数的算法，这种严格的定义是很有必要的。

大宝律令完成于 701 年，而日本也在同年派出遣唐使前往中国。当时的日本使节对唐朝官员自称是“日本”的使节。此前的研究认为，“日本”这个国号出现于推古朝。但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实际上，“日本”称号与“天皇”称号一样，都形成于 7 世纪下半叶，也就是都形成于确立律令体制的天武、持统朝时期。这点很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时期以前，既不存在所谓的“日本”，也不存在所谓的“日本人”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绳纹人与弥生人自不必说，就连圣德太子也不是“日本人”。

总之，当时的日本列岛社会仍残留着未开化的遗俗，而这样的社会之上则嫁接了来自中国的高度文明化的律令制。实际上，这一形态对日后列岛的国家与社会造成了多方面影响，而天皇的特殊性也与此相关。

首先，中国的律令制以儒家为基本框架，并受到天命思想与易姓革命思想的影响。这种思想认为天子受天命治天下，天子无德，天命就会发生变化，天子之姓也会发生改变，如此一来便发生了王朝更替。然而，日本在接受律令制的时候却刻意排除了天命思想与易姓革命思想。当然，因为日本在接受律令制的同时也吸收了儒家思想，所以天命思想并非完全与日本天皇无关。

根据早川庄八的研究，在天皇的“宣命”（即根据天皇的口头发言制作的文书）中可以明确看到受到天命思想影响的内容。这一情况出现在 8 世纪，这些内容为的是排除其他的皇统继承人，让天武与持统的直系子孙可以成为天皇。而最后为天皇的皇位继承提供正统性依据的则是“皇孙思想”，即认为太阳神的子孙瓊瓊杵尊从高天原降临到这片国土上，而他的子孙成了天皇。二战时，我们经常听到皇孙思想。引用天命思想只是为了增加皇孙思想的合理性。

但皇孙思想认为，天皇是太阳神的子孙，这具有超自然性质。而且，皇孙思想的依据源自诞生于尚未开化的日本列岛社会中的神话。这与天命思想有着本质不同，后者以“天”这一普遍且明确的概念为前提。

桓武天皇属于天智一系，他彻底消灭了 8 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天皇职位的天武一系的所有人，从而登上了天皇之位。也有人将此视为一个“新王朝”。桓武天皇举行中国风格的祭祀活动，祭祀昊天上帝与天帝。但这终究只是对天武一系人宣称自己具备正统性的一种手段。天命思想并未取代皇孙思想。

到了 9 世纪之后，天命思想不再与天皇皇位挂钩。但到了 14 世纪上半叶天皇家面临危机之时，天命思想再次出现。由此看来，这个名为“日本”的律令制国家刻意排除了影响中国律令制的天命思想。而这与日本的国家性质密不可分。

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是，天皇既没有“氏名”也没有“姓”。或许在天皇称号确立之时就是如此。如前所述，当时的日本列岛社会不存在实行族外婚制的亲族组织或氏族。因此，在吸收律令制前就存在的被称为“氏”的集团，实际上是一种在统治阶层中出现的政治性集团。这也受到了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影响。在律令制确立前，这些氏拥有例如“直”“连”“公”这样的姓。姓原本是各氏首长的尊称。

吉田孝推测，在成立律令国家、确定天皇称号前，“大王氏”也拥有氏名与姓。大王的氏名是“倭”，而姓则是“大王”。我认为的确有这种可能。《隋书》记载，600 年到达隋朝的倭国使节称，“倭王姓阿每，字多利思比孤，号阿辈鸡弥”。这反映的正是天皇称号确立前的过渡阶段。

《妖猫传》

“日本”国号的历史

总之，在日本列岛社会接受律令制前，以“大王”为中心的各“氏”被松散地整合在一起，并通过“姓”确定上下关系。在这一时期，大王也拥有氏名与姓。但到了天皇称号确立之时，天皇成为将氏名与姓赐予贵族和百姓之人。因此，天武制定了“八色之姓”，并将它们赐予各氏，以确定等级。

此外，当时制作的户籍也效仿中国的制度，其中记录了所有受国家支配的平民的氏名与姓。这些氏名与姓原则上都是由天皇赐予的。与此同时，天皇失去了氏名与姓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人可以赐予天皇氏名与姓。

与中国的皇帝与朝鲜半岛的国王相比，日本的天皇在这个方面很特别。没有氏名或姓的王有可能存在于本就没有氏名的社会中，但放眼世界，日本的情况十分罕见。日本列岛社会存在藤原、中原、源、平、橘等各种氏名，而这些都是由天皇赐予的。

再举一个时代比较靠后的例子。当丰臣秀吉使用“丰臣”这个氏名时，该氏名在名义上也是由天皇下赐的。从平安时代起，人们就会以地名作为姓氏，而如今的大部分姓氏也来源于此。当这些以地名为姓氏的人从天皇那里获得官位时，他们一定会使用氏名。

例如，在江户时代，如果一位姓“佐竹”的大名从天皇那里获得了官位，那么在任命官职的“口宣案”或赐予位阶的“位记”上，定会写着“源朝臣某”这样的氏名与姓，即使这只是形式。这样的传统根深蒂固，直到很久以后也依然存在。

如今，寻根问祖的风潮盛行。但如果不对现存的家谱加以批判就盲目地使用它们，所有人的祖先都会被追溯到天皇甚至天皇的祖先神上。因为家谱本身的结构特点就是如此，所以日本人都不知不觉地成了天皇的子孙。有必要充分认识到，这种结构实际上形成于律令国家和天皇称号得到确立之时。

纪录片《日本人与天皇》

这与“日本”这个国号也有一定关系。“日本”既不是王朝的名称，也不是王朝建立者的部族名称。法兰西、普鲁士或德意志等都是部族名称，它们并非像英格兰这样的地名。而除了元、明、清之外，中国的王朝名称据说都是王朝诞生地的名字。但日本国号也不是这种地名。

如果将“日本”念成“日之本（ひのもと）”的话，它指的就是日出之处，也就是东方。关于此国号的意思与读法，自古就有许多争议，也仍有许多地方不甚明了。如果将其念为与“日本”这两个字没有太大关系的“大和（ヤマト）”，那么它就指代王朝的诞生地了。但“大和”有另外的汉字表记方式，而且如此一来，使用“日本”这两个汉字便失去了意义。因此，还是应该认为，“日本”指的是对于中国来说的太阳升起的东方。

也就是说，“日本”这个国号首先明显意识到了中华帝国的存在。其次，这个国号以扎根于列岛社会并延续至今的太阳信仰作为基础。此外，它还反映了这个国家接受太阳神子孙，即“日之御子”天皇统治的事实。因此，在当时的东亚世界中，这个国号很特别。不过，正因为“日本（日之本）”是一个意指东方的词，所以它的含义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

14 世纪的《诹访大明神缘起词》中提到了“日之本党”“渡党”“唐子党”这三个集团。而到了 15 世纪，则出现了自称“日本大将军”之人，即势力覆盖从北海道渡岛半岛至东北北部地区的安藤氏。此外，“山椒太夫”这一“说经节”中出现的岩木判官也被称为陆奥的“日本大将军”。近江商人2在16世纪取得了在日本全国自由游历的特权。他们的活动范围南至熊野，北至佐渡，东至“日下（日本）”。丰臣秀吉在进行东北地区的土地丈量时，也曾提到过奥州的“日本”。这个地方的确曾被称作“日本”。也就是说，“日本国”的东部边界被称为“日本”。

由此可见，因为一般来说“日本”指的是东方，所以它的具体含义会发生变化。“日本”国号与不具备氏名和姓的“天皇”称号一道被确定下来，这具有重大意义。

此外，“日本”这个国号代表的是以畿内为中心的律令国家，因此北海道、东北、冲绳与南九州都不算“日本”。而从“东夷”这样的词语也可以看出，包括关东在内的东日本的人在当时也未必算是“日本人”。进入中世以后，东北与关东地区才终于进入了“日本国”的范围内。但与此同时，还存在其他的“日本”。因此可以认为，日本列岛上不同地区的人对于日本和天皇也有着不同的认识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“日本”国号与“天皇”称号关系密切。或许有朝一日，日本社会将不再需要天皇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应该沿用“日本”这个国号。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“日本”这个国号背后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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